合沪双城科技创新合作的战略对接
 日期:2018-03-06 17:10:07   阅读:
秦   柳
 
 
    实践证明,开放、合作、共享的创新模式能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有效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合肥和上海科技创新合作(以下简称“合沪双城科技创新合作”),不仅有利于加快合肥创新高地建设,也有利于推进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沪双城科技创新合作必须立足于国家有关战略部署和两市相应战略规划,加强战略对接。
    一、做好战略指向对接
    《合肥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明晰了合肥、上海“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指向。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合肥与上海未来一段时期的科技创新发展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性。合肥与上海的科技创新合作具有战略性,首先要做好战略指向层面的对接。
    (一)加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协作配合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指经国家法定程序批准设立的,依托先进的国家实验室、创新基地、产学研联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支持多学科、多领域、多主体、交叉型、前沿性基础科学研究、重大技术研发和促进技术产业化的大型开放式研发基地。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的实践表明,以大科学设施为基础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够连接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形成与产业实际需求相融合的组织机制和嫁接平台,催生变革性创新科技,为区域的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有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其中,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最先获国家批准,合肥因拥有同步辐射、全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装置,成为继上海之后,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合肥与上海“十三五”时期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根据建设方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和变革性技术研究。在信息领域,建设量子信息重大创新基地、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合肥中心和联合微电子中心。在能源领域,建设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和分布式智慧能源创新平台。在健康领域,建设国际一流的离子医学中心与大基因中心。在环境领域,开展大气环境立体探测实验装置的预研。同时在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探索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统筹全国创新资源开展科技攻关。到2020年,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基本建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科学研究的制高点、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
    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将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①建立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服务国家战略和前沿科技发展需要,集中布局和规划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极限研究支撑作用和“1+1>2”的交叉集成作用,为前沿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重大需求问题研究提供长期、关键的科学技术支撑。②推动设施建设与交叉前沿研究深度融合。聚焦生命、材料、环境、能源、物质等交叉前沿领域,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组织开展高水平研究。推动实现重大原创性突破,力争解决对人类认识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和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基础瓶颈问题,为科技、产业持续进步提供源头创新支撑,成为重大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③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充分发挥上海高水平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集聚优势,汇聚培育全球顶尖研发机构和一流研究团队,探索整合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创新要素,深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释放科技机构和人才创新活力,形成高度开放、密切合作的协同创新网络。④探索实施重大科技设施组织管理新体制。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部际协调机制下,由上海市政府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以及若干知名科学家、企业家组成理事会。探索在理事会领导下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自主管理、科学家决策的运行机制,加快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学科交叉前沿研究管理制度,充分激发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精神和创造力。到2020年,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要基本形成基础框架,基本建成自由开放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形成围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的国际化前沿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机构群,产生一批初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
    从建设内容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所差别、各有侧重。即便在双方都聚焦的能源方面,也存在差异,上海主要在中能领域,合肥在低能领域。尽管如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是开放式的,而且建设任务艰巨,合肥与上海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有必要加强对接与协作配合。比如,两地可以在国家实验室的学科建设、管理机制、运行模式、人才培养和使用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又如,合肥提出建设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上海也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大学,两地可以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建设发展上进行交流合作。
    (二)加强创新生态培育的合作交流
    《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改变了通常将创新政策、创新环境等作为保障性举措列入规划文本的做法,将“培育良好的创新生态”作为四大战略任务之首列出,与其他三大“硬性战略任务”(“夯实科技基础,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发展新动能,形成高端产业策源”、“应对民生新需求,推进城市和谐发展”)平行推进。《合肥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把“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这表明两地政府对良好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上海和合肥的创新范式正在转变,在经历了线性范式(创新范式1.0)、创新体系( 创新范式2.0)后,开始进入到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3.0) 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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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范式的演化


    表1  三代创新范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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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出,源于美国硅谷地区高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硅谷成功模式的关注。2003 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通过总结硅谷经验,正式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创新生态系统也由此成为关注热点。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区间内各种创新群落之间及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创新生态系统追求的是多元主体的共生和协调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企业保持创新活力和动力乃至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适宜创新的自由的、宽松的环境,激励创新的有效机制,享受创新创业成功的氛围。北京中关村的发展,就得益于其已经形成并正在持续优化的以“领军企业、高校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业服务、创新创业文化”等六大要素和“市场、法治、政策”三大环境共同构成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这支撑着中关村的创新创业活动源源不断地产生。
目前上海与合肥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创新主体之间互动性、创新链条内部承接性、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衔接性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各类要素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一是企业创新存在多种障碍,主体地位不够突出。比如,国有企业通常缺乏足够创新动力,也不愿意进行过多的资金投入,即使进行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改造,成果转化、资产处置也存在复杂、严格的审批流程。相比之下,中小型科技企业虽然创新意愿强、制度束缚少,但其融资难度依然较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二是研发活动与市场脱节。中试力量薄弱、重大技术商品化缺乏吸引力等问题仍较为突出。三是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保障机制不健全。比如,知识产权的侵权成本仍然较低,而维权成本相对较高,知识产权保护仍有待加强;创新人才的激励手段有待改善;科研资金分配不合理、使用效率较低,等等。上海与合肥在创新生态系统培育中,可以加强合作交流,借鉴对方的先进经验,共同打造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为科技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三)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的合作
    《合肥市科技创新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新型创新平台体系。一是建设新型协同创新平台。加快推进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电子技术研发与测评中心、生物医药共性研发中心、新材料与先进制造工程中心、信息前沿技术研发中心等战略性平台,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建设大型灾害实验平台、城市生命线安全监测中心等,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建设高端医疗装备、智能传感等工程研发中心,合工大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建设国家汽车研发实验与检测、智能制造、产品检测、公共计算等中心,安徽北大未名生物经济研究院建设抗体药、细胞免疫医疗等研发中心。加快建设中国农科院合肥食品科学与营养创新研究院、安徽大学合肥绿色发展研究院、中科大国际金融研究院、北航合肥创新研究院、中科院热物理所合肥先进能源装备研究院、哈工大机器人中央研究院、广州能源所合肥能源研究院、安徽军民融合技术研究院等。二是建设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主要包括量子信息产业创新平台、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平台、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平台、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平台、机器人产业创新平台、新能源装备创新平台、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平台、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平台、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平台、融合媒体技术创新平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三是建设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功能型平台体系。一是推进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建设重点领域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领域,针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实施的重大战略任务,重点建设微技术、量子通信、光电子、干细胞、合成生物、智能制造、材料基因组、石墨烯等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二是提升创新服务功能型平台能级。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建设,探索制度创新和市场化运营机制,建成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提供面向公众、专业机构、政府等不同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实现科技资源数据开放共享、集成统筹与开发利用。发展多层次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推进技术资本化运营,探索基于互联网的在线技术交易模式,推动建设长三角技术创新协同合作网络、辐射长江经济带和全球的技术转移交易网络。
    合肥与上海可以在创新平台建设上加强对接与合作交流。整合两地的创新资源,聚焦两市产业面临的热点、难点科技问题和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比如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共建高端创新平台,合力攻克共同关心的技术难题,为合肥与上海的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到对方建立创新平台,比如支持中国科技大学到上海建设研发机构,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到合肥建设研发机构。加强两地在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分工协作,相互开放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增加外溢效应,避免创新资源重复投资造成的浪费。
    (四)加强科技管理方面的对接
    在科技创新活动、科技发展目标、资源配置结构等都在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技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革,由“科技管理”加快向“创新治理”转型。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典型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治理模式来看,多元主体共治几乎是所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共同特点。上海顺应“科技管理”向“创新治理”转变的发展趋势,在《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提升创新治理能力,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多元共治的创新治理模式。
    创新治理指的是用“治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对科技创新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强调多元参与、民主协商和依法治理。创新治理不同于科技管理:(1)从结构上看,科技管理的结构较为单一,具有科技资源配置权的行政部门通过竞争性或自由性项目计划配置科技资源,大多数科技资源由学研机构获得,即科技资源配置的主要模式是“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学研机构”。创新治理的结构较为复杂,是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形成多层级、多中心和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2)从工具选择看,科技管理以计划管理和政策管理为主,以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创新对象和配置科技资源,强调的是科技管理的控制职能。创新治理以多手段治理为途径,包括创新政策体系构建、经济手段、市场机制等,根据创新治理对象和内容选择不同的治理模式;治理工具由结构式控制工具为主,向结构式控制工具、合同式诱导工具以及互动式影响工具[1]嵌套使用,更多体现市场化、制度化、参与化。(3)从模式构建看,在科技管理模式下,科技管理的主体是政府部门,资源投向的领域主要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也就是说在创新链条的研发段,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成果的转移较大程度上被忽略,属于无序无引导的状态,自由发展。在创新治理模式下,政府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向公共科技服务,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创新体系的治理,创新资源的供给也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转为创新链条的全覆盖,尤其注重发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目前合肥的科技管理模式仍停留在“科技管理”阶段,以行政方式为主,科技创新主体的协同参与不够,导致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合肥要加快从“科技管理”向“创新治理”转变,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积极性,提升创新供给质量和效率,在科技管理模式上实现与上海的对接。
    二、做好政策体系对接互动
    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治理和服务主要体现为政策体系与政策工具。为支持全球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上海既认识到人才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所有问题的核心,高度重视“人才问题”,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人才政策体系,以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政策集聚海内外人才;也重视财政扶持、金融支持、创新环境营造,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还重视创新主体和产业发展,制定了十多项政策措施;更重视张江、杨浦、临港等重点创新区域发展,相继出台了《关于全面建设杨浦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的实施方案》、《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临港行动方案(2015-2020)》、《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行动计划(2015-2020年)》。可以说上海的科技创新政策聚焦创新全要素、技术创新全过程,覆盖范围广,囊括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人才、创新环境等多方面,在全市层面上形成了多层次、较完整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虽然2015年以来合肥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但比较分析发现,合肥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相对于上海还不够完善。比如,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合肥市层面尚无专门的政策措施。尤其是合肥人才政策多散见于其他政策作为附属性配套,有关人才的专门政策很少。因此,在两地科技创新合作中,合肥必须着力弥补创新政策方面的短板,进一步从系统完整性和力度高标准上完善政策体系,实现与上海在政策层面的等高对接,更有效地促进两地创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建立科技政策互动机制,推进合肥与上海政策认定互通。比如,相互认可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商研发机构、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产品、科技中介机构等,且相互享受本地同等的优惠政策[11]。探索、推进创新券在两地通用通兑,推进科技创新资源共享,降低科技型中小企业及创业团队的创新成本。
    三、做好战略布局对接
    在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向外进行战略布局,有利于破解当地瓶颈制约,更好地利用外部的创新资源和要素,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加速提升自身创新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新战略布局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世界主要国家积极推进的科技国际化,实质就是创新的全球战略布局。2006 年日本在《推进科技活动的国际化战略》中指出,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加强和欧美的科技合作,同时要加强与在经贸中有紧密联系的、正在高速发展的亚洲各国的科技合作,并为此设立“亚洲科学技术共同体战略计划”,以加强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关系。2008 年 2 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加强德国在全球知识社会中的作用,科研国际化战略》,明确了德国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四大目标: 加强与国际科研先进国家合作;在国际范围内开发创新潜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科技教育合作;承担国际义务,应对全球挑战。以色列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地区是欧美,主要合作领域包括基础研究、农业、能源、产业研发等,近年来尤其重视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科技合作。比如,以色列在广东东莞创建了中以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重点开展东莞与以色列在水处理环保产业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内一些创新实力较强的城市也在向外进行创新战略布局。深圳在新一轮创新发展战略布局中,计划建设十大海外创新中心,包括出台专项计划,支持企业和机构在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创新资源高度密集地区,构建国际协同平台,体现了深圳在全球范围内集聚配置创新资源的宏观视野。北京在贵阳的以大数据产业为主题的创新布局,使贵阳大数据产业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北京自身也实现了三个“走出去”:一是技术“走出去”。北京通过技术“走出去”,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扩展了技术创新的视野,扩大了技术成果的应用舞台。二是企业“走出去”。北京通过企业“走出去”,不仅拥有了更大的市场和更丰富的创新资源,而且正加快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三是文化“走出去”。京筑合作将北京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自身创业成功并持续支持他人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带到了贵阳,使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品牌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目前上海创新发展面临成本、土地资源、生态承载能力等方面的制约,需要向外进行创新战略布局,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科技创新资源。事实上,上海的创新战略布局已经展开。除了前面提到的上海、杭州和嘉兴三方正在推进的沪嘉杭科技创新走廊外,上海2010年就在南通建立了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规划面积5.24平方公里。上海市北高新(南通)科技城以承载上海地区先进产业向南通延伸,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的高新科技产业园、总部园作为重要发展方向,聚焦移动终端、云服务、大数据等生产性服务业,成功吸引一批重大项目,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上海,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国家级云计算产业基地”市北云院,高端电子及软件应用企业智翔,全球新能源技术研发营运中心挪宝等项目先后落户;积极嫁接上海科技金融中心资源,引进以孵化、加速、培训、服务于一体的长江智谷等科技园项目,助力科技初创型企业快速发展。
    上海市政协2015年组织了一个高规格的课题组,在对长三角19个城市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最佳的合作(包括科技创新合作)对象是合肥。合肥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独特区位优势,经济腹地广阔,是联结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节点城市,在长三角的其他副中心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中,唯有合肥具有这样的特殊区位优势。以合肥为基地,可以延伸上海对长江中上游武汉城市圈的辐射与影响,从而为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战略新空间。合肥在科技创新上,也有对接上海的强烈愿望。因此,上海与合肥要加强创新战略布局对接。两市的科技创新基础均较好,上海汇聚了大量高端创新资源,研发资源强;合肥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市、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城市,基础科研实力较强,这为两市的创新战略布局对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两市的强强联合,优势创新资源共享,在科技创新上能够达到“1+1>2”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两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比如,上海土地资源稀缺,缺乏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科技成果转化;而合肥的土地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满足上海方面的需求,产业成长空间也大。又如,合肥的科技创新受到资金、高端人才等要素的制约;而上海211、985名校较多,国际化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集聚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又是我国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众多,资本市场完善,在资金和人才方面的优势明显。两市通过创新战略布局对接,能够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
    四、建立战略合作机制
    行政区划的地域分割是制约区域创新资源优化整合的体制障碍,在跨区域的科技合作中必须建立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打破地方利益保护和行政壁垒,突破各创新主体的本位主义,促进科技资源跨区域无障碍流动与有序集聚,通过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优势集成的创新链条。国外经验表明,无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地方之间的合作,通常都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如欧盟各国有欧盟条约、美国有各类州际协议等。合肥与上海要签订《合肥与上海科技创新合作框架协议》,在资源开放共享、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建设、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工作。强化合作框架协议的约束力,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使合肥与上海的科技创新合作能够有序、长期开展。
    共同组织研究编制队伍,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合肥与上海科技创新合作规划》,为两地科技创新合作提供规划引导。并适时修订《合肥与上海科技创新合作规划》,为合肥与上海的科技创新合作创造新形式、补充新内容。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两地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主体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积极性。对区域科技合作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共同奖励,激励和促进两地科技创新合作的深入开展。在发挥政府的科学引导作用同时,要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跨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创新成果的有效共享,发挥各创新主体的耦合互动共同创造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两市科技创新合作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解决区域合作中的问题和冲突的最好方法是建立跨区域的协调机构。可建立由两市主管领导组成的科技创新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对话交流与区域合作决策沟通机制。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由两市科委(科技局)组成,负责科技合作具体任务的组织和协调。每年组织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既包括两市科技管理部门代表,也有两地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负责人,商定跨区域的重大科技合作事宜和项目,协调解决科技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定期举办合沪科技合作论坛,为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官员共商科技合作热点问题提供交流平台,探讨科技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建议。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结构式控制工具指基于权威而产生的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如科技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合同式诱导工具指基于合同等经济手段实施的政策工具,如政府采购、项目资助、科技贷款等。互动式影响工具是基于多方互动和影响力而实施的政策工具,如创新对话、创新论坛、科技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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