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约发展的总量、容量、存量、增量、质量问题
 日期:2017-01-05 16:13:53   阅读:
郭万清
(2016年10月30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这里从总量、容量、存量、增量、质量五个方面阐明了城市集约发展的新路径,是此次城市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认真研究、探讨、把握好这五个“量”的问题,对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关于框定总量
    近十多年来,众多城市盲目扩张,一味铺新摊子,到处建新区,导致出现大范围的“鬼城”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最近的一则报道更是造成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也就是说,这些新区打算把全球一半的人口装进来。这么多人口从哪里来?如此大的规划面积从建设用地供应上如何保证?如此荒唐的规划究竟是如何出笼的?再次引起人们对城市规模控制包括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和人口总量问题的深刻反思。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框定总量,并将其作为集约发展的首要途径,可以说,抓住了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要害问题。
    所谓框定总量,一指要框定城市空间即建设用地面积总量,二指框定城市人口规模总量。框定总量,必须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中国处于城市型社会的初级阶段。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城市规模空前扩张后,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为龙头,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科学确立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态,加强城市空间开发利用管制。
    1、深入研究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中国人多地少,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土地的稀缺性、多数地区水资源的稀缺和能源资源结构的不合理,是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由于城市的无序扩张,一方面建设用地的有限供应远远满足不了城市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土地的粗放、低效使用加剧了土地供求的矛盾。许多城市一方面水资源紧缺,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快速扩张和水资源的粗放使用加剧了水资源的供求矛盾。为此,要把坚持最严格的土地供应制度和水资源供应制度作为控制城市规模的重要途径,实现城市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2、深入研究新时期人口变动趋势,合理确定城市人口规模。当前中国人口变动的总体趋势,一是在经历三十年的快速扩张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以上,已初步进入城市社会阶段。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人口老年化程度的明显提升,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并将进一步放缓;二是人口的地区间迁移出现双向流动的新趋势。一方面部分人口继续向一线大城市集中,另一方面人口劳动力从沿海向原转出地区的回流逐步加速。传统文化和中国作为以原住民为主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这种回流态势将进一步凸显;三是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分化日益明显。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由于发展态势良好,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人口规模快速增长,而多数发展态势一般的城市则由于人口的净流出而增长缓慢。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中国各城市间围绕人口的博弈将日益明显。基于上述原因,要坚持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态势,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合理框定城市规模。
    3、转变规划理念,实现城市规划由原有的扩张性规划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规划的转变,在规划工作中真正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彻底摒弃那种片面追求外延扩张,一味贪大求洋,热衷于建设特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错误做法,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中国决不能走美国式的扁平化发展路子。要借鉴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实行高密度的城市开发模式和混合的土地利用,遏制城市无序蔓延, 保护郊区的开敞空间、农村、绿地, 有效缩短交通距离, 降低能源消耗, 减少废气排放,在有限的城市范围内容纳更多的城市活动, 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 减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 创造多样化、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4、强化城市空间开发管制。要以规划为龙头,坚持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城市总体规划的“三规合一”。要把规划审批环节作为框定总量的重要手段,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划,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合理确定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态、城市开发边界、开发强度和保护性空间,统筹城区与周边乡村发展。新城新区的建设,必须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科学合理编制规划,控制建设标准过度超前。合理划定城市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及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等“三区四线”,加强道路红线和建筑红线对建设项目的定位控制。合理把握建筑尺度,避免城市建设过度超前。
 
    二、  关于限定容量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水灾等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房价高企等“城市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与城市政府间的矛盾焦点。各类“城市病”与城市容量严重超负荷有密切关系:交通拥堵表明交通量超过城市道路系统的容量;城市环境的恶化表明污染物的排放超过城市的环境容量;城市水灾频发则表明城市地下管网及排水系统容量不足……。因此,必须把限定容量作为城市集约发展的重要手段,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城市容量,首先是城市的环境容量。城市环境容量是指环境对于城市规模以及人类活动提出的限度。具体包括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要以限定城市环境容量为底线,限定城市的人口容量、工业容量、交通容量和建筑容量。
    1、限定城市人口容量。人口是城市活动的核心要素。所谓城市人口容量,是指在特定的时期内城市这一特定的空间区域内能相对持续容纳的具有一定生态、社会环境质量及具有一定活动程度的城市人口数量。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人口容量时,就会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而在人口规模过分低于人口容量时,则表明城市开发过度超前。从自然条件看,城市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等是城市人口容量的主要限制因素。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容量又受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城市的生产力与科技水平越高,城市人口容量也相应提高。因此城市人口容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要用发展的理念,采用系统工程中的PS多目标决策方法,综合考虑城市内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对人口容量的不同作用和限制,科学规划出具体城市环境人口容量的合理区间。
    2、限定城市工业容量。工业是工业革命以来近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一个城市能发展多大规模的工业,受城市自然环境条件、资源能源条件、交通区位条件、城市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决定了城市工业发展规模的限度。当城市工业规模过大时,将对城市的环境质量、城市的宜居性和城市的健康协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在制定城市工业发展规划时,要系统研究城市的工业容量,坚持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建设规划的“三规合一”,以此有效限定城市工业容量。
    3、限定城市交通容量。中国正在快速进入“汽车时代”,汽车保有量的快速膨胀对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道路系统形成严峻的挑战。交通拥堵已成为众多城市面临的共同“城市病”。交通容量,即现有或规划道路面积所能容纳的交通工具数,不仅受城市道路网形式及面积的影响,还受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占路网面积比重、出车率、出行时间及有关折减系数的影响。解决交通拥堵,一要完善路网结构,按适度超前的思路规划建设城市道路网特别是快速交通网。要提高路网密度,按开放式院落的思路改造老城区;二要大力发展公交系统。大城市要鼓励发展轨道交通;三要根据城市路网现状及规划,适当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
    4、限定城市建筑容量。合理的城市建筑容量是提高城市宜居水平的重要条件。现在中国建筑总规模已近600亿平方米,再加上在建工程,很快将超过700亿平方米,人均达到50平方米,成为亚洲第一。这与中国土地资源紧缺、能源环境紧张的国情极不相称。如何科学地确定、引导和控制城市建筑容量成为业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一要严格控制性详规的审批环节,对住宅小区用地、公共建筑用地、工业及仓储用地的建筑密度及容积率指标提出严格的要求;二要严格规范新区建设,合理确定不同功能区土地开发利用的容积率、绿化率、地面渗透率等规范性要求;三要高度重视房地产的健康发展。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5平米,达到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峰值后35-40平米的水平。考虑到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已经并将进一步放缓,住房需求增长率的降低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绝大多数城市已经面临严峻的房地产去库存形势。城市政府要对本地区的房地产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合理控制房地产的过度发展。
 
    三、  关于盘活存量
    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城市的存量资产,包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产和各类经营性、非经营性资产,也在急剧膨胀。当前存量资产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存量资产的低效使用。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粗放式用地、用能、用水,注重铺新摊子。这种外延型增长方式必然伴随着较低的产出效率。我国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传统人口、土地红利的逐步衰竭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式增长已走到尽头;二是存量资产的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我们重地上、轻地下,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城市地下基础设施却严重滞后。面对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袭击,众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暴露无遗;三是城市资产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大量的资源沉淀在宽马路、大广场和“鬼城”式的新区之中。尽管许多城市货币存量巨大,表面上“不差钱”,但投资、消费均表现乏力。在这种特殊的“流动性陷阱”的威胁下,数量巨大的存量资产无法支撑城市未来的健康稳定发展;四是城市资源老化、分散、重复,运营模式传统,缺乏竞争力。从另一方面看,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又为盘活存量留下巨大空间。整合城市资源,盘清城市家底,盘活存量资产,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向存量要资源,向存量要效益,通过存量的盘活使城市“焕发新的活力”,实现城市的发展转型,已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不二选择。
    1、盘活存量土地。在现有城市存量中,土地无疑是潜力最大、范围最广、盘活影响最明显的一块。目前,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全国工业用地存量约8万平方公里,但工业项目容积率只有0.3~0.6,远低于发达国家1的水平。工业园区的单位产出率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工矿仓储用平均占比达33.8%,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15%的水平。可见,中国城市并不缺地,如能将存量建设用地利用好,解决好超规模用地、低效用地问题,完全能满足城市发展的用地需求。不仅如此,利用存量土地涉及的政策和社会风险要远小于集体土地入市。盘活存量土地的途径,一是加快老城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盘活城市建成区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土地,增强城市内部布局的合理性,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二是加快新城区和工业园区的升级。要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调整完善新区和产业园区规划。以单位土地产出率为标准,完善低效利用土地退出的倒逼机制,实行“腾笼换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新区、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实行功能混合的城市土地利用开发模式,为促进人口集聚、发展服务业拓展空间,着力解决新区空心化问题;三是合理调整用地结构。据估算,若每年能将存量工业仓储用地中1%的低效利用部分转为居住用地,每年可增加的居住用地供应量相当于现有新增居住用地出让量的50%。
    2、盘活存量资本。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市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产,分布在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工业与服务业等各类产业和各类货币资产之中,所有者主体包括政府、各类企业和居民。这些资产是支撑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等原因,当前城市资产的利用效率不高,上海的地均产出只有纽约的二十多分之一,香港的十几分之一。许多城市政府由于“不差钱”,资金的粗放使用特征明显,单位资本产出率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资本流动性不强,大量资产闲置或沉淀在基础设施、土地、建筑等不动产之中;资本结构不合理,国有资本、固定资产比重过大,居民资产分布畸形,中产阶层比重不高;投资渠道狭窄,居民储蓄占比过高;城市政府债务负担过重。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城市资产也将面临调整、重组“洗牌”的重大挑战。盘活城市存量资产,对保持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盘活城市存量资本的途径,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力发展混合经济。推进国有存量资产的调整、改组和优化配置。国有资本应加快从竞争性产业退出;二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强化政府预算约束,加快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改制。积极探索将现金流稳定的基础设施投资、收费项目实行证券化,在盘活地方政府存量资金的同时,分散集中性债权风险。推广PPP模式,在政府与社会主体间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拓宽投融资渠道。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增加风险较低的收益保障型投资产品。要按照市场规律管理、经营城市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闲置资产的直接融资和经济效益;三是完善资本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
    3、盘活存量人口。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城市存量人口规模急剧扩张。当前存量人口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仍处于“被城镇化”阶段,尚未真正实现市民化,二是城市存量人口的人力资源水平急待提升,三是城市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不利于城市的和谐稳定。盘活存量人口,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存量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通过拓宽落户通道、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实施“三挂钩”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同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财政补贴同吸纳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量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优先解决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要高度重视存量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知识结构,提高创造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着力建设学习型社会。
     4、重视存量规划。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客观上要求城市规划必须重视存量规划。随着空前规模的造城运动逐步成为历史,面对城市发展转型的客观要求,从“增量城市”转向“存量城市”将成为长期发展趋势。相应地,城市规划也必须实现由过去以增量为主的扩张型规划逐步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城市结构布局、以调整优化存量为主的规划转型。存量空间的更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如工业仓储用地再利用,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和老旧小区功能和环境改善,历史文化地段的保护性更新等。要树立存量与减量的发展意识,在规模锁定的前提下去处理和解决城市问题。规划编制要接地气,坚持解决“城市病”的问题导向,并根据城市转型升级的要求,对既有用地功能与规模进行再次调整与优化布局,增强城市内部布局的合理性,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要加强城市设计,提倡城市修补。规划思路与方法要从过去愿景式大尺度、大手笔的城市创作,转向更小空间单元的微处理、微设计。要理性地看待增量与存量、减量的互动关系,促成三者的有效统筹。
 
    四、  关于做优增量
    当前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约为5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37%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因此,尽管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将逐步放缓,但城市化任务还远未完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尽管已逐步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但工业化的任务也远未完成,第二、第三产业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可见,增量发展仍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如何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做优增量,增强城市持续发展能力,是城市决策者为实现转型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环节。
    1、优化增量资本。经济下行和增速持续放缓的新常态,要求所有城市把调整结构、转型发展作为城市的核心战略。增量资本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优增量资本的途径,一是增量资本要向实体经济倾斜。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命脉。世界金融危机后,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已重新成为世界潮流。过去一段时期里,房地产和虚拟经济曾经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和扩张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房地产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临界点,虚拟经济则造成投机过度,加剧了宏观经济动荡。城市的未来发展决不能继续建立在房地产和虚拟经济的基础上。要全面深化、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完善资本市场,拓宽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特别是公开、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让民间资本回归实体投资。要坚持服务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服务,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二是增量资本要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倾斜。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整合技术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合作机制建设,围绕支柱、优势、特色、新兴产业,依托各行业骨干企业,建设产业创新平台,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加快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的发展。要与“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大数据发展行动等相结合,加快发展“制造+服务”的智能工厂模式,培育更多富有活力的中小微企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培育新业态,催生新产业。
    2、优化增量用地。中国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人口流动态势存在极大的差距。要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在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实行分类管理,合理满足不同地区城镇化的用地需求。一是探索建立“人地”挂钩机制,按照以人定地、人地和谐的原则,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调整用地指标,增加吸纳人口多的城市的用地增量指标。要控制特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适度增加卫星城、中小城市和县城建设用地供给,调整不同规模城市的用地指标;二是探索拓宽建设用地的来源。通过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增加城市建设用地。要缩小征地范围,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三是在增量土地的使用上,要优先满足城市的支柱、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功能结构的建设用地。
    3、优化增量人口。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今后五年内,将有约7000万人进入城市。优化增量人口,一是优化增量人口的空间分布。未来“增量转移人口”可能主要流向三个区域,即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城市群、东部地区城市群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部分区位优势明显或具备产业特色的中小城市。要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重点城市群内部的中小城市作为今后城镇化的重要战场;二是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提升增量人口的文化技能素质。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能力;三是落实增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序推进增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五、  关于提高质量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速度快不快的问题,而是质量好不好的问题;从现代城市元素看,不再是“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优不优”的问题。当前众多城市存在的“城市病”,特别是近几年举国震惊的上海踩踏、天津爆炸、深圳滑坡、“水漫金山”等发生在多个一、二线城市的严重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的城市亟需实现从速度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前述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提高质量,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上来。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顺应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的理念,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1、着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质量的核心,是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即一个城市与其它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资源以创造价值和占领市场的能力,特别是其独特而不易被模仿的战略资源和竞争能力。这将决定城市在较长时期内的发展潜力、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此,要加强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作用和多年来积累的人才优势,推进城市行政、经济 、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改革,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要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优化创新创业生态链,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以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提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城市走创新发展道路。
    2、着力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为此,一是要强化尊重自然、绿色低碳等理念,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强力落实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建设绿色交通工具为主导的交通系统,引导产业升级改造提升能源效率,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着力建设绿色城市;二是加强城市水资源管理,确立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着力建设海绵城市;三是构建全天候、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着力建设安全城市;四是要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与平台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的城市管理数据库,改善民生服务智慧应用,着力建设智慧城市。
    3、着力建设民主法制城市,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制度化、智慧化、人性化,必须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切实加强城市的民主法制建设。一要强化规划法制建设,依法规划、建设、治理城市,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保持城市规划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改变过去那种因地方主要负责人的更换而随意进行规划“换届”的错误做法。加强规划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依规划进行开发建设;二要健全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公众参与要变成常规性的、基本性的做法,真正实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公众参与提出的四个“共”,即共治共管、共治共享;三要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四要深入推进城市管理和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4、着力加强城市设计,彰显城市特色风貌。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趋势,是中国众多城市在快速增长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城市的空间肌理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完善新时期建筑方针,科学谋划城市“成长坐标”,这对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城市是一个生命体。不同的自然、历史、经济、文化条件,构成了不同的城市基因。城市设计要尊重自然、尊重历史,要体现“人的尺度”,留住“城市的根”。要通过高水平的城市设计,引导实施城市规划空间形态,改善空间质量,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努力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生存环境舒适、空间品质优雅的城市,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建设雷同化倾向展现出城市的特色和生命力,塑造出城市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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